中国人2023年周平均工时创近20年新高，超“六天八小时”工作制

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近一个月来，关于“896工作制”的争议，以及Manner公司员工所面临的工作压力问题，再次将“996工作制”和“狼性加班文化”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争议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，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不断攀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5年以来，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（下称“周平均工时”）逐步上涨，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。此外，工作时长增速也在加快：2015—2020年，周平均工时增幅为1.5小时，2020—2023年，增幅为2小时，以每年52个工作周计算，相当于2020—2023年个人工作时长增加了13天（8小时工作制）。

进入2024年，这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，甚至有进一步上扬的趋势。7月15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6月周平均工时为48.6小时，为近6年同期次高，比2019年同期上涨2.9小时，超过“六天八小时”工作制。此外，今年1月、2月以及5月的周平均工时均为最近6年同期新高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下称“劳动法”）第36条规定，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；第41条规定，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，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。

国内劳动者超时工作的现象已长期存在，并且近年来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。

一位就业专家对经济观察网表示，当前延长工作时间是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为数不多增加收入的机会。如果针对“996工作制”或加班时长出台严格的一刀切政策，且要求强制执行，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，需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差异性。

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曾参与过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表示，劳动法已经实施30年，但目前严格执行劳动法依然很难。考虑到国内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，也很难对加班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。短时间内，劳动时间增长的问题依然是个无解的难题，目前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不允许国内企业慢下来。

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》，每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统计方法为选取当年9月或10月的一周作为调查周（9月份相对应的调查周是9月24日至9月30日，10月相对应的调查周是10月25日至10月31日），在这周内统计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，工作时间包括主业和兼职工作时间。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》还会公布不同年龄、行业、受教育程度等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时。

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，在2022年有统计数据的167个国家中，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8个，分别是中国、不丹、阿联酋、蒙古、印度、文莱、马来西亚、伊朗和哥伦比亚。其中，仅不丹和阿联酋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49小时。

与此同时，202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年均工作时间为1719小时，其中墨西哥最高为2226个小时，而2022年中国年均工时为2490.8个小时（国内计算方法为52周乘以2022年周平均工时），为墨西哥的111.9%。

董保华表示，周平均工时不断上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。很多情况下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劳动法执行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。因此，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做权衡，这时就会有大量的加班现象出现。

纵向对比，近几年工作时长不断增长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许多亚洲国家。

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发布的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》（下称《报告》）预计，2024年，多数亚洲地区全职岗位每周总工时将全面超过2019年水平，但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预计较2019年低1.4%。

只是，工作时长的增加并不完全等同于薪资上涨。《报告》预计，2024年亚洲地区收入水平难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，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下降。

回看国内，工作时长不断增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工作时间增加可能意味着薪酬的上涨。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《2023年度人才报告海报》显示，收?增减与加班时?增减有关，加班增多?群是涨薪?群主?，加班减少?群是减薪主??群。

另一方面，大量劳动者不得不提高工作时长。一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表示，企业雇佣新人意味着需要额外支出社保成本、招聘成本等。因此，一些企业会增加现有员工的工作时间，进而整体上减少雇佣更多员工的成本；其次，在一些企业文化中，长时间工作被视为勤奋和敬业的表现，这可能导致员工自愿或被要求增加工作时间。

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，近几年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，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压力，需要借降低运营成本来换取一定的市场空间。其中，降低劳动力成本即是降低运营成本的一项重要举措。为此，企业可以选择裁员或者延长工人加班时长。同时，宏观经济增长压力已经传导至微观个人，工人为了持续就业只能选择接受加班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并不被归类为企业职工范畴，因此他们的工时数据并未纳入全国性的周平均工时统计之中。但是，这一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往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，以应对生活成本的需求。

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《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》显示，网约车司机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1.05小时，每周平均出车时间为6.45天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《社会蓝皮书：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也显示，网约配送员、网络主播、网络文学写手等新业态青年平均每周工作6天、每天工作近9小时。

过去二十年，周平均工时在2005—2008年、2011年以及2015年曾经历过下滑。

董保华表示，在2008年和2015年，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企业订单量减少，这使得企业的加班现象相应减少。同时，2008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开始实施，政府在当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，以确保劳动法得到有效执行。这种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得2008年和2009年的周平均工时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。

经历疫情等因素冲击后，目前连续上涨8年的周平均工时未有下滑的迹象。

董保华表示，过去三年，宏观经济增长承压，但周平均工时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程度受到了非市场因素的影响。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，国内不可能选择顺其自然，而是在调动一切力量，努力改变宏观环境。与此同时，过去三年间，微观个体的不安感也在增强，因此不论是否能改变宏观经济周期，个人也都会主动地“内卷”，“饭碗”也变得比“加班”更为重要。

上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表示，近三年工时上涨的现象，折射出就业市场的忙碌和人才供应的紧张态势。经济发展中生产提速增量、生活消费增加，都可能使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工作量更大，某些岗位人才紧缺，需要既有人员承担更多工作任务，因而推高了工时。同时，这也反映出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，劳动者需要通过加班保持或增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。

在加班现象增多过程中，官方也曾多次发声。2023年8月26日，最高法、人